韩小蕙
徐铭是北京一座著名医院（为下面行文方便，姑且称为ABC医院）的妇产科医生。虽然还黑发如瀑，却已提前进入了“著名”的队伍，成为当下挑起这座医院大梁的骨干大夫。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她的医术高超。
徐铭的成功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即这位自信、精明、干练的女大夫，有着一颗善良的心。徐铭的善表现在富有同情心，甭管是对病人，还是对朋友、对邻居、对同事、对上级下级，甚至是对心术不怎么正的人，她都巴望他们好，越活越好。当然，她也十分希望生活能变得越来越好，可是，却老是事与愿违。
“1999年这一年，我都上了十多次法庭了，全是当被告！”她哀叹。
是谁把这样一个大好人推上法庭的呢？病人。
北京某家著名的文化单位，有一位30多岁的女工作人员赵某，是ABC医院的老患者了。从18岁起，她就开始来治功能性月经少，经过大夫们多方会诊，后来总算治好了。她结婚以后，从25岁起，又来治不孕，又治好了，总算怀了孕。生孩子的时候，她又是在ABC医院生的，当时新生儿脐带绕颈两圈，非常危险，幸亏接生的大夫医术精湛，保她们母子平安，高高兴兴出了院。
5年以后，赵某子宫发炎，又来医院治，找的是ABC医院妇产科的一把手、闻名全国的妇产科权威齐教授。9月份，齐大夫亲自主刀，做了一个极漂亮的手术。10月份一检查，痊愈。
万万没想到，11月份，赵某刚刚治愈一个来月，就来告状了，声称：“我从18岁就来你们医院治病，先后有20多个大夫给我治过。这次发病，完全是因为产科治疗不当造成的。我今年才33岁，以后若还有问题呢？不来告，算谁的！”
把齐教授气的，就会说一句话了：“瞧瞧，才给她收拾好了一个月，就来告我了！”最后，院方不得不跟赵某说了实话：大夫们看病时，往往不能把很严重的病情全告诉给病人，这是替病人着想，大夫不直接告诉你是你自己发育得不好，是替你考虑到了心理承受能力，这正是他作为名医的高明之处……
产妇钱某不幸生下一个残疾儿，一只腿肚子往前转了一圈，这家人一肚子气，又找不到医院的一点儿毛病，就要求把婴儿处理掉，护士长来问徐主任怎么办？徐铭平时特别有看法的是，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太切，对有先天缺陷的残疾儿不能平和接受，这一点真的不及国外。她下令：以后不管什么残疾儿，都得送到母亲身边。但是很快传来消息，家属闹了起来。徐铭大夫亲自去开导钱某：一是现在医院改成母婴同房以后，没有婴儿室了；二是建议赶快到儿童医院去治，别耽误了时间。钱某总算接受了，很快出了院。
两天以后，钱某的丈夫又来了，态度像凶神恶煞：“你们医院草菅人命啊！我太太才出院两天，伤口就全裂开了，白花花的肉全翻开着！”
徐大夫一听，觉得根本不会，就沉着地问：“那您说怎么办？”
钱夫凶巴巴地：“我又不是没事撑的！怎么办？上我们家去！”
徐大夫：“我建议您来，我们医院没有出诊服务。要不我替您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？”说着，她当着钱夫的面打电话，对方回答说，这不符合急救范围，不能提供服务。
后来病人还是来了。大夫护士们全都特别紧张，怕他们动手打人，尽管已经过了下班时间，二十多人谁也没有走。结果徐大夫一检查，伤口不但一点儿没毛病，而且还恢复得非常好。
讲到一些令人发指的事，徐大夫就来气，声音也高了。
“1999年，光我们医院妇产科，大夫被打了三回！真是太不像话了！”
有一次是一个孙姓家庭。这家产妇生孩子时是肩难产，孩子生下来一只胳膊残疾，大夫们很是同情。然而肩难产是世界范围的难题，欧美那些最先进的大医院、世界那些最著名的大夫们，都还在讨论这个难题，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可是孙某一口咬定是大夫接生时的医疗事故，把孩子丢在病房就是不接，让医院给养着，还天天来闹，已经半年了。
孙某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来了想找谁谈话就得找谁谈话，甭管人家是看病呢还是查房呢，不谈他就大吵大闹。刚开始，大夫们出于同情，想到他一时接受不了残疾儿的现实，心里也挺苦的，就迁就他、安慰他，对他非常耐心和客气。没想到孙某不但毫无感激之心，反而把这当作医院理亏的证据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想骂谁就骂谁，严重影响了病房的秩序。
有一天，医院又通知他接孩子。结果，这一家冲进病房5个人，跑到接生的大夫身边，一下子把她按在地上，揪着头发就打。这个大夫平时是个最老实的人，抱着头缩在地上，一声不吭干挨打。等别人抢上来把她救开以后，就看那地上，全是被揪下来的一绺一绺的头发。就在大夫们气愤地要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时，孙某一家竟恶人先告状，抢先打到医院办公室去了，摔门打板凳地嚷：“到底是谁打谁还不知道呢！”
就这么闹了一通，第二天，孙某又没事人似的来了，指名要徐铭跟他谈话。徐大夫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怒斥他：“你出去！”
孙某疯狗一般地扑过来，威胁道：“你谈不谈？！”
徐大夫压了多少日的火，终于再也忍不住，夺口而出：“你的苦也诉了几十遍了，你也来这儿闹了半年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！你孩子是身体残疾，你是道德残疾，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，我看见你就厌恶！现在你影响我的工作了，你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要叫保安了！”
徐大夫至今说起来，情绪还很激愤。她说，我们没法儿不激愤，有些事，那么卑劣，那么肮脏，真让人恶心。
患者周某，8年前产下一个聋儿，是否因父母遗传疾病所致，没有得出结论。如今想再生，又怕再生一个聋儿，八方求诊咨询，最后来到ABC医院。接诊专家D大夫询问病史，周某夫妇想当然，说是当年小儿40天时患病，打针过量，造成耳聋，问可不可以再生？D大夫回答：“若是这样，可以。”
周某夫妇抱着侥幸心理，怀了孕。没想到竟是双胞胎，产下的一对女婴，又都是聋儿。焦心之余，夫妇俩将医院告上法庭，理由是：“如果D大夫告诉我们有万分之一的风险，我们也不会再要孩子。”索赔117万元人民币，包括给孩子安装两个人工耳窝费44万，其余73万，名目开列的是孩子的保姆费、上聋哑学校的赞助费、18岁以前的生活费，还有精神赔偿费等等。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。徐铭作为妇产科主任，以被告身份被传到庭。为此，徐大夫一头扎到法律条文中，细细钻研。通过研读“计划生育法”、“母婴保护法”等等，她还真有了一个重大发现，使官司出现了大的转机。
徐铭发现，在“计划生育法”中，关于生育第二胎，有明确规定，如果第一胎是先天性遗传病，不允许生第二胎。如果不是先天遗传，必须持诊断医院出具的证明，到计划生育部门领取试生证；胎儿检查正常，换准生证。而周某到ABC医院咨询时，她拿到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已经4年了，说明她早已“通过”了有关审查，再怎么赖，也赖不到D大夫和ABC医院头上了。
最终，法院宣判原告败诉。但是诉讼费5万元，法院不忍心让周某夫妇出，来找ABC医院商量，医院大度地承担了。徐铭说，这一对夫妇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和麻烦，但我不恨这家人。我和聋儿的父母关系一直很好。我理解他们是想给孩子弄点钱，他们都是普通工人，本来就不富裕，现在一下子养3个聋儿，真是很困难的。而且，他们对3个聋儿非常疼爱，一点儿也没有嫌弃她们，不像有的父母，生下残疾孩子就不尽抚养义务，所以我也很同情这家人。他们错在不能因为要解决自己的困难，就咬上别人一口。
周某的事不是个别的。如今在医务界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想致富，做手术，做完手术告大夫，”就是说，讹诈医院，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不客气地说，是一种社会公害。一般来说，越是大医院，越不愿意打官司，即使有理，也不愿被纠缠住，宁愿给点钱息事宁人，而有的患者，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无风三尺浪，没理搅三分，动不动就索赔几十万、上百万，最后能捞多少是多少，捞一点赚一点。
1999年，徐大夫所在的妇产科，共接待患者一百多万人，医疗纠纷100起，虽然是万分之一，但几乎天天来困扰她。这100多起纠纷中，有一半是病人理解不够，经过解释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还剩下52起，经查，有2／3是病人的理解有错误，没有大夫的任何责任；剩下的1／3，落实到大夫头上的，无非是态度不够好，处理得不够圆满等等，没有一起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事故。
徐主任说：“我这么说，真的没有替自己护短的意思，也没认为我们的工作就都做好了。我知道，现在医务界的形象也挺不好的，有些医护人员索要红包，对病人态度不好，医疗费又贵等等，老百姓意见很大。大部分医务工作者还都是兢兢业业的……”
八几年的时候，徐铭曾经到美国做过年度访问学者。她惊异地发现，美国的大夫们，怎么都那么能保护自己呢？甭管什么病，只要患者一住院，大夫们就让他把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做一遍，没有这800美金的预先支出，你就甭想治你本来求治的那个病。洋大夫们还充分“尊重”病人们的“疾疗自主权”，病症检查完了，根本不管你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完全彻底地把病情摊开，然后告诉你有哪哪几种治疗方案，需用某某药物，它们将会导致什么结果，最后，大主意你自己拿。
这种治病风格，使病人和大夫之间，一点儿温情也不存，只剩下一个生物理疗过程。徐大夫很不习惯。后来，在亲历了几桩医疗纠纷案以后，她明白了，那是不认人情，只认金钱的美国法律造成的，洋病人们个个都精通法律，往往在疾病痊愈以后，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，把大夫告上法庭，目的无非是赖掉医疗费，昧着良心讹钱。
那时，中国的商业大潮还没有澎湃起来，与美国的医患关系比，徐大夫还是觉得中国的好。可是如今，钱在中国人的比重当中，分量越来越重了。人情竟也淡化以至冷漠了。
——某次，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急需手术，身边的亲人称没带那么多钱来，恳请大夫先救命。大夫出于人道主义，签字了，把病人治好了，病人却逃走了，医院让大夫赔偿2万元。徐大夫听说这件事以后，也痛心，但她却更愿意相信这是个别现象。
——某个病人因疾病死在医院，属正常死亡。她的丈夫却一口咬定是医疗事故，以尸体做筹码和医院展开持久战，索要的价格从上百万逐渐降到5万，最后又降到5千。按徐铭的性格，对这种人，一分钱都不能给，钱是国家的，怎么能让不义之徒窃取？后来科里的大夫护士们都说：”我们真不忍心再让他折腾死人了！”徐主任也就让了步。她把那男人叫过来，十分严厉也十分书生气地说：“我们都比你对你妻子有感情，我希望你尊重这种感情。以后，不要再这么做人了……”
徐铭实在是被官司打怕了，为了应付越来越复杂的新局面，作为主任，她不时地向科里的医生护士们宣讲一下有关法律和相关知识，以提高他们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实际例子如下：
（1）产妇：大夫，你说我这孩子会有什么毛病吗？概率是百分之多少？
大夫：医学文献上的概率是百分之××，但那是对医生而言。对你来说，是百分之百，或者是百分之零。
（2）产妇：大夫，我这伤口特别疼，开点儿止痛药行吗？
大夫：可以。
产妇：那对大人、孩子有影响吗？
大夫：目前世界上的止痛类药物共分A、B、C、D四级。按照美国FDA用药标准，B级和C级可以给孕产妇使用。我给你开的药属于C级，是合法的。
徐大夫解释说，人是活的，医学也就是活的，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，比如血管畸形等等，后果就十分可怕。因此，即使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也得跟病人交代清楚，免得将来被控告。
其实，这么做，是与徐铭的本性相悖的，她做得极为别扭，但现实又逼得她不得不出如此下策。现在ABC医院妇产科的大夫们，一个个都变成外交家了，说话都是用外交辞令，万分的陪着小心，唯恐掉入诉讼陷阱。
（《北京纪事》2000年第6期）
